劉晨光
回首2016年的哲學社會科學界,最具標志性意義的事件無疑是習近平總書記
背景:中國學術的現代嬗變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觀察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需要有一個寬廣的視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國發(fā)展大歷史中去看。”這個大歷史大背景,就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全球擴張所帶來的古今之變,對中國傳統(tǒng)學問造成的沖擊和挑戰(zhàn),由此引致中國學術的現代嬗變及其主體性的重建。
現代意義上的哲學社會科學,是在西方向現代社會演進的過程中產生和形成的,尤其是社會科學,更是與資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新的社會政治形態(tài)密切相關。其最初意圖,也就是希望能像自然科學一樣,更為客觀精確地探索社會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推進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不過,現代哲學社會科學各主要學科的最終形成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時期也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全球性急劇擴張的階段,西方“哲學社會科學”作為“先進”的現代文明的象征,傳入“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qū)。
清末科舉制的廢除,“新學”的引入和傳播,新式學堂以至現代大學的建立,使現代哲學社會科學進入中國,經史子集的傳統(tǒng)學問分類被各種“主義”和各種“學”所取代。其中就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下的哲學社會科學。最終,也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如果說新的統(tǒng)一主權國家的建立意味著中國政治主體性的重建,那么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則意味著中國學問與思想文化主體性的重建。這種主體性最根本的體現就在于,現代中國思想的志趣與使命,最終乃是為了克服與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構建一種更加美好的社會主義的新型社會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fā)展,加上蘇東劇變后新一輪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深刻影響,使中國經濟社會在三十多年間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面對這樣嶄新的世情、國情、黨情、民情,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也必須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發(fā)展,否則就可能失去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同樣需要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發(fā)展,否則就可能失去對變化中的中國與世界的認識力、解釋力和引導力。
從這種宏大背景出發(fā),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的重大意義。他以此勉勵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
現狀:主體自覺達到更高層次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又有一個“向西方學習”的階段,西方的種種主義和學說,特別是當時頗有影響的時髦理論,不斷被引介進來,社會科學領域不少學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論也都源于西方。當然,這種情況的出現,也與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密切相關,“現代性”以如此廣度、密度、深度在中國入場,必然引起包括學術思想在內的整個社會意識的重構。
根本問題在于,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是要以西方思想理論所基于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為目標,把所謂“發(fā)達”、“先進”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會與制度視為自己的終極理想,還是應該堅定地走自己的路,為探索一種更好的現代性方案而努力?進入新世紀以來,這一問題的答案開始變得明朗起來,即中國不僅應該而且能夠走出一條越來越寬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這一方面源于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們不得不面對中國的經驗、道路乃至模式;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不斷涌現的主體自覺。
自覺來自反思,特別是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當人們認識到,既有的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只是現代性話語的一部分,是植根于西方社會且是為了解釋西方社會的時候,那就是覺醒的開始。何況,即便“西方”也不是一個整體,內部也充斥著多樣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重。這就使中國學術思想界提出,要在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中“重新閱讀西方”,即把西方開啟的現代性小傳統(tǒng)放在整個西方的大傳統(tǒng)中進行理解,以便真正能夠“通古今之變”。在此基礎上,也就可以更好地辨析西方現代性的癥結,勘透中國問題的實質。
自覺來自自信,根本上是對“中國道路”的自信。實際上,早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盛行的時候,中國學界就有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聲音,只是那時還比較微弱。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及在西方大范圍蔓延的經濟危機,徹底打破了“歷史終結論”的迷夢,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臻于破產,這無疑從反面加強了中國學界對“中國道路”的主體自覺。由此,關于“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的討論出現了一個小高潮。而在近年來歐美社會內部諸多問題愈益顯露、世界整體結構和既有秩序出現深刻變動的情況下,對“中國道路”的反思也不斷深入,達到更高層次的自覺。
方向: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有待構建的比較成熟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至少具有三個方面的特點,即:既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也要體現原創(chuàng)性、時代性,還要體現系統(tǒng)性、專業(yè)性?;诖耍瑯嫿ㄖ袊厣軐W社會科學或許可以在以下幾個方向努力。
首先,推進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新發(fā)展,促使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一步融合。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教條,而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和有力武器,要想使其煥發(fā)出巨大的偉力,必須在堅持其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基礎上,使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充分相結合,實現進一步的理論創(chuàng)新。至今為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已經取得了兩次偉大飛躍,一是毛澤東思想,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接下來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的契機,或許是根據時代發(fā)展的需要,更深入地把馬克思主義放置在數千年中華文明的傳統(tǒng)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互融合。這一方面需要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行更加全面深入、更加契合時代需要的整理和重構,另一方面也需要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角度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更具創(chuàng)造性、更能指引未來發(fā)展的會通與詮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發(fā)展的方向,是成為更具文明論意義同時也更具普遍歷史意義的中國社會主義。
其次,從制度層面完善和闡發(fā)“中國方案”,為中國問題以及人類問題提供更加有效也更加美好的答卷。傳統(tǒng)中國的現代轉型,從其始因來看,是因為遭遇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沖擊,面臨一種全新的現代制度形態(tài)和生活方式的挑戰(zhàn);從其結果來看,必將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形成一整套更加契合人性需要、更加合理有效、更加美好完善的制度形態(tài)和生活方式。在構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注重從中國道路的實際經驗出發(fā),從中國制度的有效運行著手,適時地進行理論上的歸納概括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進而才能更加有力地解釋現實、指導實踐、引領未來。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進行的實踐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和理論創(chuàng)新,是前所未有的事業(yè)。這需要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葆有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和視野,包容和吸收人類一切優(yōu)秀文明成果及哲學社會科學資源,同時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比如對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這一問題的研究,我們無疑應該立足于當下中國政治的實際運作,放眼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未來,但同樣也需要我們從歷史的和比較的視野出發(fā),對中華治理史、中國共產黨關于政權建設的歷史、西方政治制度乃至世界各大文明治理經驗進行研究。
最后,從宏觀、中觀、微觀各個層面,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yè)所涉及的各領域具體實踐進行研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也就是要求從我國改革發(fā)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fā)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系統(tǒng)總結,加強對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tài)文明以及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分析研究,加強對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的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guī)律性的新實踐。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
需要強調的是,對現實問題的研究需要宏觀、中觀、微觀各個層面的分析綜合,也需要各學科、各專業(yè)的分工配合。大轉型、大變革的時代呼喚大思想、大理論的產生,而大思想、大理論必然是對一些宏大的、基礎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的關鍵問題的創(chuàng)造性解答,因此對現實問題的研究絕不能失去宏觀的視野和思維。同時,也應注重對中觀和微觀問題保持敏感,既能夠見微知著、舉一反三,又能夠看到不同層面問題之間的有機關聯,這樣才能獲得一種真正具有總體性,既可“致廣大”又能“盡精微”的研究視野。進而,各個學科和專業(yè)的不同研究者,也才可能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取得具有更高價值的知識增進和理論突破。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